误导是诡辩学派擅用的手段之一

误导是诡辩学派擅长使用的手段之一，社交网络鼓励用户在功能上定制信息流，促进了偏信行为的普及。人们倾向于关注他们同意的对象，这只会加剧信息源的不平衡。单一媒体的被动灌输与单一立场的主动接受没有太大区别。本文之所以推荐，是因为作者通过拆解案例和逻辑推理来证明，即使是基于真实数据的结论，也会因为一些故意的技巧而被欺骗。以下是正文(我做了少量的修改措辞)：选择性披露所谓的“选择性披露”是——有些事实告诉你，但有些不告诉你。比如《新闻联播》一般只报国内正面新闻，也一般只报国外负面新闻——就是这种手法。例如，2012年12月的同一天，康涅狄格州和中国河南省都发生了校园悲剧。然而，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美国校园枪击事件，但很少提到河南幼儿园的屠杀。同样的校园悲剧，国内发生的事情，必然比国外发生的事情更与观众有关，但“厚彼薄”，就会完全改变节目的传播效果。在新浪微博上，孔庆东曾经说过：这段话的谬误在哪里？这段话有几个坑。一开始引用的数据(34000多人)很可能是伪造的(人为缩水)。就连孔庆东本人也缺乏信心，因此他特别注明“假设这个数字是可靠的”。由于本文不讨论“造假”，所以今天就不讨论这个数字是否伪造了。本章首先讨论了这段话的后半部分——美国死于枪支的人数。孔庆东在这里使用的是“选择性披露”技术。他只提到美国每年有3万多人死于枪支。但事实上，在这3万人中，超过2万人死于枪击自杀。事实上，即使没有枪支，有意自杀的人也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完成自己的决定。孔庆东故意避免谈论他的杀戮和自杀的比例，以夸大枪支泛滥对社会伤害的影响，而他的聪明之处在于，他使用的是真实的数据。(孔庆东的段落里还有其他谬误，后面的章节会提到。)二是只谈表面现象，不谈深层原因。这种方法是基于观众对某一领域了解不够。因此，欺骗者可以用表面现象来掩盖深层原因。例如，许多中国专家热衷于宣传“房价长期上涨”、“房价只涨不跌”。在这些人的论点中，其中一个论点是“大规模城市化”将引入大量新的“城市住房需求”。问题在哪里？引用《金融时报》的一篇报道是这样的：事实上，根据多个商业网站的数字，中国许多城市的房价下跌已经持续了一年多——它们通常比政府机构更接近真实市场。基于不同的统计术语，大多数人都是“统计学”的门外汉，对统计学术语缺乏基本的认识。因此，这给了一些报告生产机构一次又一次的欺诈机会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些笑话。在比尔·盖茨长期占据“世界首富”的宝座后，IT行业开玩笑说：当比尔·盖茨走进一家普通的酒吧时，酒吧里的每个人都成为了亿万富翁（平均）。假如你看不懂这个调侃，我可以解释一下：盖茨的资产是几百亿美元。假设酒吧里不到100人，盖茨进入酒吧后，里面的人均财产至少是几亿美元。这段话说明了什么？也就是说，“平均”在某些情况下具有很强的误导性（特别是当某一领域的数据分布严重不均匀时）。在统计学上，除了“平均”这个术语外，还有“中位数”和“众数”。当数据分布极不均匀时，最好看“中位数”和“众数”，而不是“平均数”。例如，在中国这样一个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的国家，一些官方统计数据，如人均工资和人均存款，更喜欢使用“平均”而不是“中位数”或“众数”。这样，就可以给出一些“看起来很漂亮”的统计结果。为了让您有一个直观的理解，以下是一个虚构的例子：股东年收入1000万；经理年收入50万；工头年收入10万；高级技术人员年收入8万；普通技术人员年收入4万；实习生年收入2万；上述人员平均收入11.94万，中位数4万，中位数2万，差别几倍。假设当地政府需要报告工厂的收入，报告“平均”是非常和谐的。报告“众数”是非常不和谐的。更简单地说，“村里有一百万杨，其他的都是穷光蛋，如果算起平均数，每个人都是万元户”。四、对比不当——根据不同的前提对比两件事，如果前提不同，那么对比就没有意义了。但许多欺骗手法，正是利用了不同前提的对比。在比较过程中，故意隐瞒前提的差异。以孔庆东的谬论为反面教材，指出了其中一个谬误。现在指出另一个谬误。孔庆东将“美国死于枪支的人数”与“文革造成的异常*人数”进行了比较。这种比较毫无意义。“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异常*人数”的性质是“错误政治造成的人道灾难”;“美国死于枪支的人数”大多是自杀(与政治无关)，少数是抢劫或冲突等枪杀案(属于治安犯罪，不属于政治后果)。另一个案例是李世默为专制政治制度辩护。在TED的演讲中，李世默说：根据国际清廉质量（以下简称“TII)中国比许多民主国家更清廉。看到这里，估计很多读者都会哑然失笑。然而，除了嘲笑，我们仍然需要理解为什么中国的TII指标比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更好？猫腻在哪里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不妨直接引用经济学家黄亚生对李世默的反驳。原文摘录如下：我一直认为用清洁指数为不透明的政治制度辩护是讽刺的。以下是一个基本的观点：民主国家的腐败远远超过我们所知道的集权国家，因为民主国家的定义更透明，数据更透明。我相信在民主国家比较腐败，而不是在中国与其他民主国家的比较中机械应用，这就像李世默反复做的，但从根本上说是有缺陷的。他的方法混淆了两种效果：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。我不是说民主国家一定比中国干净。我说的是，李用的数据不能作为得出上述任何方向结论的基本依据。在这个问题上得出结论的正确方法是在给定相同透明度(以及许多其他相同水平的指标，如收入)中国是否比民主国家腐败。一个简单的例子将澄清这一观点。2010年，两位印度企业家成立了一个名为“我行贿”的网站。这个网站让帖子以匿名的方式张贴印度公民不得不贿赂的例子。截至2012年8月，该网站记录了2万起腐败报告。一些中国网站试图做同样的事情，比如有人创造了“IMadeaBribe“522phone”.com但这些网站很快就被迫关闭了。正确的结论不是李的逻辑所说的——中国比印度更干净，因为他有零纪录的腐败案件，而印度政府有2万起腐败案件。因此，在故意忽视“透明指数”的前提下，李世默谈论“腐败指数”的对比毫无意义。前面提到了“横向对比”，用“纵向对比”代替“横向对比”。这种比较的重要前提是“同一时期”。如果少了这个前提，对比的意义就会大大降低。例如，香港金融发展局主席查史美伦以美国奴隶为例说：“1861年，美国解放奴隶，大约100年后，黑人可以在1968年获得投票权。为什么这种对比是不恰当的？因为英国和美国是民主化的先驱，他们没有前辈可以从中学习。当他们处于探索阶段时，自然需要很长时间。从“自由宪章”到“光荣革命”的胜利，英国花了400多年的时间。如今，民主化浪潮已经席卷全球，有很多教训可供参考。当然，没有必要花这么长时间。例如，日本二战败后，“君主立宪”政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起来。想象一下:如果一个日本官员说“英国花了400年才建立君主立宪，日本也需要400年”——那不是笑话吗？所谓的“附加定语”是一种修辞语言技能，通过“附加定语”来提高排名。如果这个技巧运用得当，也可以很好的忽悠。例如，2013年嫦娥三号登月计划实施后，中国主流官方媒体反复强调，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前苏联之后第三个实现“月球软着陆”的国家。这种说法本身没有错，但它会给人们一种强烈的误解，认为中国是第三个登上月球的国家（尤其是那些不太了解宇航技术的人）。事实上，根据“月面着陆”的计算，中国排名第五-前四：美国、苏联和日本（1990）、印度(2008)。但改为“月面软着陆”这个定语，突然挤进了前三名。补充说明:欧洲空间局的“月面着陆”比中国早，但“欧洲”不能算是一个单独的国家。为了说明“定语”的效果，请品味以下几句话——体验虚张声势的程度，有什么区别。嫦娥三号成功登月，中国是第三个实现“月面软着陆”的国家。嫦娥三号成功登月，中国是第五个实现月面着陆的国家。嫦娥三号成功登月，是第31个软着陆月球的探测器。嫦娥三号成功登月，是第115个月球探测器。请参阅维基百科全书条目中的详细“月球探测器清单”，其中包括所有与月球相关的探测器（包括“绕月”和“着陆”）。顺便说一句，我们可以普及一些航天历史。在今天的航天技术中，“月球探测”的难度实际上远低于其他项目（如火星探测、彗星探测和小行星探测）。截至2014年，成功完成火星任务的机构(按时间顺序)是:俄罗斯RSA(俄罗斯空间局)、美国NASA(美国宇航局)、欧洲ESA(欧洲空间局)、ISRO(印度空间研究组织)在印度。若以国家排名(欧洲不是“国家”)，印度排名第三(不愧为印度阿三)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到目前为止，除了印度的ISRO，尝试过火星任务的机构都失败了。苏联第一次尝试(火星1A号，1960)，失败美国第一次尝试(水手3号，1964号)，失败日本第一次尝试(希望号，1998号)，失败英国第一次尝试(猎犬2号，2003号)，失败中国第一次尝试(萤火虫1号，2011号)，失败苏联和美国。然而，中印火星任务在时间上非常接近(相差2年)，具有可比性。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印度？由于其空间技术实力，绝对不可低估。比如印度的火星计划是自己开发的，成本是世界上最低的(7400万美元，相当于NASA同时类似计划的1/10)。如果只从中国媒体接受信息，很难有人意识到这一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