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乔布斯”为什么没有出现在中国？

2011年10月，浙江省某市政府发布重大人才培养项目，每周期投入5000万元培养资金，邀请两院院士担任导师，培养100名“乔布斯”领军人物。结果，这个消息突然爆发，“培养100个中国乔布斯”成了笑话。事实上，这里有误解。人们说要培养100个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，说白了就是培养创新领袖。我在so.com搜索关键词“创新” 结果有知识创新工程、党建创新工程、国家技术创新工程、社会管理创新工程。每个听起来都很宏大吗？但我非常确定，我一直认为今天的中国没有乔布斯，谁说他是乔布斯，谁是骗子，中国的乔布斯是假的。那么，中国有13亿人口，在智商、个性、创新等方面是否不值得乔布斯的年轻人？在我看来，如果按比例来看，肯定有。他们就像种子，但不幸的是，他们落在了一片不包容的文化土壤上。宽容是创新之水。如果没有宽容之水浇灌，土壤就很难支持创新。不管种子落在这片土壤上有多好，乔布斯都长不出来。没有人喜欢听我的观点，因为我只是说了一个真相，就像《皇帝的新衣》里的孩子一样，但却让很多人感到尴尬。一些企业邀请我谈谈互联网和创新。因此，我发现，虽然许多大企业特别喜欢提到创新，希望在额头上刻上创新这个词，但当我谈到创新时，我认为我在危言耸听。比如两年前，我给运营商讲课，说微信最终会颠覆运营商，吓坏了邀请单位，因为集团领导坐在下面。有些内容传到了外面，有些人认为我在挑起运营商和腾讯之间的关系。两年后，我不需要说。事实是，微信不再是在抢运营商的收入，而是在通话层面上利用运营商积累的用户关系。如今，运营商不改变已经不行了。本人讲的是创新，翻来覆去，举出了各种各样的案例，讲了很多，但最终发现这些东西都是*。能否创新，能否培养出“乔布斯式的领军人物”，最终还是落到了我们是否有宽容文化支持创新。那什么是文化呢？不是说论语，而是说易经就是文化。文化是我们每个人遇到的本能反应——善恶判断，是非标准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。在中国文化中，我们对企业价值的判断不在于企业是否创新，是否为用户创造价值，而在于是否赚钱、上市、市值是否超过100亿元。简单来说，我们现在判断企业，甚至判断一个人的标准，还是成王败寇。如果一家公司把广告屏幕挂在全国所有出租车的后座上，无论光线多么耀眼，噪音多么令人不安，只要它赚了很多钱，只要它能上市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它是一个成功的企业。我们每个人都崇拜成功。我每天都在努力工作，证明我不是一个失败者。如果我失败了，或者360没有上市，市值没有超过100亿，他们就不会请我讲课。一个人的思想和观点从未改变，但公司上市，市值超过100亿，我们认为这个人是不同的。事实上，你会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倾听成功人士的声音，因为我们害怕失败，我们在文化上对失败不是特别宽容。但创新意味着什么呢？创新一定意味着失败率特别高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，成功是偶然的。今天你看到一个成功的企业，背后躺着一百家公司，就像它一样，甚至更努力，更好。但是运气不好，失败了。虽然它也做了一件创新的事情，但很多人认为它并不乐观，因为它失败了。因此，在我们的文化中，你真的需要做一些创新的事情，因为失败率很高，你会发现到处都有这种无形的压力，这会让我们中的许多人不愿意做真正的创新。大企业也无法避免庸俗，同样的文化，对失败也有着深刻的恐惧。因此，无论有什么新模式，都会让小公司先探路、雷，小公司做不到，大公司不会有任何损失。一旦小公司完成，大公司会立即跟进，这样出错的概率最小。这就是所谓的“稳定竞争战略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这些大公司就像孩子一样。因为他们营养丰富，他们也可以长到1.8米。他们有成年人的体格和力量，但他们的头脑可能仍然处于七八岁儿童的水平。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说：“我抄袭这些小公司并不违法。有什么错？这些小公司还没有在国外完全抄袭？因此，不要指望我们行业的大公司能像美国一样输出任何价值观。回到乔布斯身上，如果有人仔细阅读乔布斯的传记，反复阅读几次，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愉快的人，是一个苛刻、不宽容、遥远的人。如果这个人成为你的同事，成为你的老板，或者生活在你身边，可能会让你感到非常痛苦。这种种子落在中国的土壤上，早在高中或大学时就被我们摧毁了。虽然我们喜欢在嘴里谈论创新，但一旦创新出来，当我们判断它的价值时，包括我，我们会有意或无意地抑制创新，包括对少数民族的不宽容和对从众心理的需求。一个人做了一件新事，刚开始，大家都不明白，好的话叫他疯子，坏的话会骂他是疯子，是骗子。一旦他做了一件大家都骂的事，把企业做成了几百亿，到处都有人给他树碑，把他捧成了神。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，都是从众的。事实上，我们非常关心别人的观点。如果有一件事特别特立独行，特别不同，特别标新立异，特别是少数民族，我们就不会太乐观。假如你做的是每个人都能看懂的事，你就会被认为是可靠的，有前途的。但遗憾的是，每个人都觉得有前途的事情往往没有前途。如果你想在中国创新，你必须承受另一种痛苦。在美国商学院，颠覆性和破坏性创新是经典理论，将被初创企业视为标准。然而，当我谈论颠覆性和破坏性创新时，我下意识地认为周鸿祎不是一件好事。我每天都谈论破坏性和颠覆性。小公司在西方崛起，破坏了大公司的商业模式，这将被视为一件自然的事情。数字相机出来，让胶卷没有生意；今天，智能手机不能销售数字相机，但法律从不保护商业模式。法律只保护知识产权和商标。然而，在中国，360通过创新破坏了大公司的商业模式。一些法院甚至认为这是360的罪行。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从未保护过商业模式，但这在中国是个例外。因此，谁要谈颠覆，谁要搞破坏性创新，就会被视为制造麻烦的人。到目前为止，许多人都认为周鸿祎是一个搅局者，一个捣乱者，每天吃饱饭没事，总是和那些大哥打架。您为何忽视了行业的利益？！为什么要破坏互联网行业的和谐？！为什么要破坏大公司的商业模式？！因此，我最近花了很多时间到处鼓励创新，但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不能指望它。我在中国互联网的丛林和泥泞中与鳄鱼搏斗，但我希望媒体，包括我们的教育，能够共同努力，逐步改变中国文化中的创新价值观。如果这种价值观能够改变，我相信中国一定有很多优秀的年轻人，以形成像美国这样的创新和创业氛围。最后，中国将有真正的硅谷精神和乔布斯。我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不会像今天的香港那样。香港对年轻人没有未来。七八十岁的老家伙总是告诉年轻人如何做生意，但香港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机会。今天，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70后的主角。十年前，我们是30多岁的人。现在我们40岁了。我们仍然是这些人。再过十年，如果中国互联网还没有真正的创新和颠覆，一群50岁的老家伙可能会继续和你谈论，这对这些老家伙来说是幸福的，但对中国80后、90后甚至00后来说，这真是一场悲剧。